先秦史書屢遭毀損，流傳至今者真可謂鳳毛麟角。這其中,國家館藏的歷史典籍被毀損最嚴(yán)重的事件是：西周末年犬戎之亂、王子朝奔楚、秦政燔書和楚人一炬。秦始皇所焚之書乃民間和地方流傳或私存的史料，國家館藏的歷史典籍仍完好無損，而愚蠢的楚霸王項羽縱火焚燒秦宮，導(dǎo)致秦王朝館藏歷史典籍化為灰燼。

清人朱右曾在《汲冢紀(jì)年存真》序言中說：“秦政燔書，三代事跡泯焉?！闭J(rèn)為夏、商、周史書泯滅于秦政焚書。司馬遷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亦云：“秦既得意，燒天下《詩》《書》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譏也?！闭J(rèn)為《詩》《書》和諸侯史記毀于秦火。其實，秦始皇所焚之書乃民間和地方流傳或私存的史料，包括六國史記、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、諸刑書，國家館藏的歷史典籍仍完好無損。正如有的學(xué)者指出那樣，秦始皇焚書，主要是焚六國史書，諸子百家是次要的，作為歷史檔案，秦始皇要求博士部門留存一套。秦始皇焚書最惡劣的影響是，嚴(yán)重破壞了中國古代的政治、文化生態(tài)，文化專制主義由此濫觴。郭沫若曾痛心地指出：“書籍被燒殘，其實還在其次，春秋末葉以來，蓬蓬勃勃的自由求索的那種精神，事實上也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?！?/p>

然而，公允地講，西周官修史記泯滅不獨(dú)因秦政燔書，西周末年犬戎之亂和王子朝奔楚已使西周館藏的歷史典籍亡佚殆盡，而秦政燔書后，楚人一炬又使秦朝館藏的中國古史典籍全部化為灰燼。

夏、商、周三代非常重視歷史記錄和珍藏歷史文獻(xiàn)，因為史書可以使后人知先王之務(wù)，知廢興而戒懼，從而昭明德而廢幽昏焉。

專家指出，中國歷史上最初產(chǎn)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賈湖契刻還要早，而最早創(chuàng)設(shè)文字的人，可能就是“史”。由史轉(zhuǎn)變?yōu)槭饭?，是從夏朝開始的。夏朝建立了國家，設(shè)置一系列官職，其中的“宅準(zhǔn)”實際上就是史官，負(fù)責(zé)祭祀、記事、制律、冊命等。后來宅準(zhǔn)又分成多種稱謂的史官，《呂氏春秋·先識》載：“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，執(zhí)而泣之?！闭f明夏朝末已設(shè)太史令。

今考殷甲骨文所見史吏名目甚繁，如史，尹、王史、寢史、大史、三大史、小史及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史等。西周時期國家機(jī)構(gòu)有太史寮，太史寮中有等級不同、分工明確的“五史”：

主官太史屬六卿之一，兼管神職與人事。

小史“掌邦國之志，奠系世，辨昭穆”（《周禮·春宮》）?！爸尽敝^記也；“奠”音定，或為“帝”，即諦，審慎也；系，指姓氏；世，指譜牒。小史之職是非常謹(jǐn)慎負(fù)責(zé)地記錄系與世。小史一官職，殷既有之，故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在卜辭中見到的非常完整。

內(nèi)史也稱“作冊”，為內(nèi)部文書，并管理典籍和冊命。

外史“掌書外令，掌四方之志，掌三皇五帝之書，掌達(dá)書名于四方”(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)，其職為書寫天子下達(dá)京畿以外的命令，掌理四方邦國的史記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。

女史為專記后宮之事者。

西周墨子說，夏有《夏書》，商有《商書》，周有《周書》或《周春秋》，燕、趙、齊諸國也各有春秋，有時更說“吾見百國《春秋》”。徐彥《春秋公羊傳疏》引閔因敘云：“昔孔子受端門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義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，得百二十國書?！闭f明自夏以降，無論大邦抑或小國，皆有其歷史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說：“王者之跡息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?？鬃釉唬骸淞x則丘竊取之矣?！北M管價值觀不完全相同，文體有流變，內(nèi)容有虛實，記錄有側(cè)重，但史不絕書。

由此可知，西周在犬戎之亂以前，史書應(yīng)該是完整宏富的。然而，犬戎攻破鎬京后，西周王室藏書便蕩然無存了。

周幽王在位時，西周國勢已頹，戎狄恃強(qiáng)，屢侵王畿，軍事斗爭形勢嚴(yán)峻；三川皆震，河水竭，岐山崩，自然災(zāi)害嚴(yán)重；幽王無道，遠(yuǎn)君子、進(jìn)小人，任用為人佞巧善諛好利之徒，如以虢石父為卿士治國理政，國人皆怨；幽王又寵愛褒姒，“坐則疊骨，立則并肩，飲則交杯，食則同器”，成天飲酒作樂，濫施淫威。周王室危機(jī)四伏。

幽王寵愛褒姒，想立褒姒為王后，立褒姒所生的兒子伯服（伯般或伯盤）為太子。但幽王的王后本為申后，申后的兒子宜臼早已立為太子。幽王便想廢掉申后和宜臼，改由褒姒和伯服代替，遭到大臣的強(qiáng)烈反對。然而，幽王一意孤行，于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，褒姒則為王后。褒姒得勢后，更與一群奸邪小人勾結(jié)，惑亂朝政，迫害忠良。

申后的父親是申國國君，申國是周朝分封的漢水流域上游的重要封國，國力強(qiáng)盛。申后在宮中受到迫害，太子宜臼則逃往申國避禍。幽王聽說宜臼逃到申國，便興兵討伐申國。申侯忍無可忍，于幽王十一年聯(lián)合繒國和犬戎，發(fā)兵進(jìn)攻鎬京。犬戎軍隊和申繒軍隊分別從西、東兩個方向殺向鎬京，幽王急令點(diǎn)燃驪山烽火，但由于他曾烽火戲諸侯，諸侯沒有派兵勤王。犬戎和申、繒軍隊攻入鎬京，幽王和褒姒帶著珍寶逃至驪山山腳下，犬戎軍隊追擊幽王，幽王和伯服被犬戎所殺，褒姒被俘。

幽王既死，“先是，申侯、魯侯及徐文公立平王于申，以本大子，故稱天王”，以奉周祀。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，稱為攜王。“以本非適，故稱攜王”。周二王并立。宜臼為避犬戎，遷都到洛邑，是為周平王，東周建立。余臣在平王十一年，即晉文侯二十一年（前760年）被晉文侯所殺，結(jié)束了長達(dá)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。

“犬戎之亂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，周幽王以前的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殆盡。一種可能是為犬戎所焚燒化為灰燼?！稏|周列國志》第三回：“平王曰：‘今犬戎逼近鎬京，禍且不測，朕欲遷都于洛何如？’今宮闕焚毀，營建不易，勞民傷財，百姓嗟怨?！比值也蛔R禮義，毀宮焚書，并不出人意外。

一種可能是為犬戎劫掠一空?！妒酚?周本紀(jì)》：“申侯怒，與繒、西夷犬戎攻幽王，幽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。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襃姒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?！庇袑W(xué)者認(rèn)為《夏書》《商書》《周紀(jì)》以及記載諸侯國歷史的書籍也是“周賂”即財物，“盡取周賂”，史書不會獨(dú)存。東周的王室沒能繼承周之財物（指《周紀(jì)》等史書），于是，在遺史的傳承，或者只是在對周賂的記憶基礎(chǔ)上，就按照自己的體系執(zhí)筆編寫史書，這就是《書》和《詩》，其真實性、可靠性不高。

西周館藏史書為犬戎劫掠的可能性最大，但以犬戎的文明程度而言，其在劫掠和保管過程中必有所毀損、散佚。西晉咸寧五年（279年），汲郡有個叫不準(zhǔn)的賊盜發(fā)界內(nèi)古墓（魏襄王冢），獲古書簡冊凡數(shù)十車，經(jīng)過官方整理，得書75篇，《竹書紀(jì)年》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?！吨駮o(jì)年》上起黃帝，下到戰(zhàn)國，是一部極其重要的史書，學(xué)者稱之為“我國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經(jīng)秦火和漢儒篡改的編年體通史”，是“這一時期唯一完整的年表”。

專家推測《竹書紀(jì)年》的部分史料來源是犬戎?！妒酚洝x世家》記載：（晉獻(xiàn)公）五年，伐驪戎，得驪姬、驪姬弟，俱愛幸之。晉獻(xiàn)公不僅得驪姬，而且一定掠走了犬戎曾盡取的“周賂”，包括盜掘汲冢發(fā)現(xiàn)的《乘》（晉紀(jì)）、《周紀(jì)》以及古周時玉律及鐘磐等等財物，而后世魏在三晉分家時占有了“周賂”?！吨駮o(jì)年》是戰(zhàn)國時魏國的史書?！端鍟そ?jīng)籍志》云：“《紀(jì)年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，起自夏、殷、周三代王事，無諸侯國別。唯特記晉國，起自殤叔，……盡晉國滅。獨(dú)記魏事，下至魏哀王，謂之‘今王’，蓋魏國之史記也?！蔽喊鯌?yīng)為魏襄王。古本《竹書紀(jì)年》或在五代或在兩宋間散佚，其碎片化歷史信息散見于其他史書，古本的一些內(nèi)容本身就有錯訛，加之后世的傳抄之誤、臆注、篡改，歷史真?zhèn)胃用噪x難辨。

犬戎之亂后，王子朝奔楚又使周典神秘失蹤。王子朝，姬姓，名朝，是周景王姬貴的庶長子。周景王的太子聰明但早逝。公元前520年，周景王因?qū)檺弁踝映?，想立他為太子。同年四月十八日，周景王還未立王子朝為太子，便在榮锜氏那里去世。王子匄（姬匄）與王子朝爭奪王位，國人擁立周景王嫡長子王子姬猛為王，王子朝攻擊并殺害姬猛，國人給姬猛上謚號為悼王。王子朝占據(jù)王城洛陽數(shù)年，周景王嫡次子王子匄避居澤邑。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，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匄復(fù)位，王子朝戰(zhàn)敗后攜帶周朝典籍、禮器，在召、毛、伊、南宮四大家族追隨下，出洛陽城，沿宛洛古道，抄近路直奔楚國都城尋求庇護(hù)。9年后，王子朝被周敬王派人刺殺，他隨身攜帶的大批周典神秘失蹤，中華文明自此形成斷崖，給中國歷史留下了諸多至今還沒有解開的謎團(tuán)。

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典籍屢遭劫難，王子朝奔楚之后，又有秦政燔書和楚人一炬。

公元前213年，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為壽。仆射周青臣進(jìn)頌曰：“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圣，平定海內(nèi)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為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(zhàn)爭之患，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始皇悅。博士齊人淳于越進(jìn)曰：“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為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(nèi)，而子弟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諭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?！逼蜕渲芮喑脊ЬS，博士淳于越指責(zé)，秦始皇心中肯定不是滋味，但他表面顯得很平靜，令臣下各抒己見。李斯非淳于越曰：“諸生不師今而學(xué)古，以非當(dāng)世，惑亂黔首。臣請敕史官，非秦記皆燒之；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有敢藏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、諸刑書者，悉詣守尉集燒之；有敢偶語《詩》《書》，棄市；是古非今者，族滅；吏見之弗舉，與同罪。今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(yī)藥卜種樹之書。若有欲學(xué)令，以吏為師?！笔蓟试S之。

錢穆說：“李斯得志，遂以高壓鋤異說，而先秦學(xué)術(shù)蓬勃之氣，至是而熸?！焙＜{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專制文化，因抱殘守缺，缺乏鮮活的文化因子注入，注定會變得衰弱蒼老、死氣沉沉，而一個缺少學(xué)術(shù)爭鳴乃至思想活力、精神動力的社會行之不遠(yuǎn)。

本來，秦政府并沒有燒毀國家典藏的六國史記、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、諸刑書，作為歷史檔案還保存了一套，但愚蠢的項羽為報復(fù)秦統(tǒng)治者，不僅殺了秦降王子嬰和秦的全部宗室家族成員，把秦宮里的珠寶和后宮的美女據(jù)為己有，而且還放了一把大火，大火燒了三個月才熄滅，焚毀了秦所有的宮室及宮室中保存的歷史文化典籍，進(jìn)一步嚴(yán)重地戕害了中國古代文化。

因為項羽火燒秦宮，導(dǎo)致六國官修史書成為灰燼，民間史料也很少流傳，這給司馬遷編撰《史記》增加了極大的難度。司馬遷編撰《秦始皇本紀(jì)》，主要使用秦國政府的紀(jì)錄、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，相對真實可靠，但寫戰(zhàn)國部分則真實性打了折扣。專家指出，司馬遷寫《史記》戰(zhàn)國部分時，《秦紀(jì)》是最主要的參考材料之一，而《秦紀(jì)》“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”，對東方六國的記載尤為簡略，因而《史記》寫諸侯事跡包括《六國年表》其中特別是記述各國國君的世次年數(shù)方面不免產(chǎn)生種種混亂和錯誤。

雖然經(jīng)過犬戎之亂、王子朝奔楚、秦始皇焚書和項羽燒毀秦宮，國家館藏史書亡佚殆盡，但古史信息并未完全斷絕。除了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戰(zhàn)國策》《山海經(jīng)》等，戰(zhàn)國時代的簡策和其他物質(zhì)文化遺存不斷被發(fā)現(xiàn)，如孔壁古文、汲冢竹簡、秦簡，還有甲骨、銅器、陶器、漆器、石磐、石鼓、璽印、兵戈、家書、契約、憑證、瓦當(dāng)、木板地圖等圖文，都為后人提供了有限的古史信息。然而辨析歷史文獻(xiàn)的真?zhèn)问鉃椴灰?，這不僅因為先秦史書之散佚，還因為既有歷史文獻(xiàn)的主觀色彩較濃。

其一，春秋據(jù)禮判斷是非，不合書法者則不書之。比如：孔子刪編《詩經(jīng)》?？鬃由钤谕蹙V解紐、諸侯紛爭、殺伐四起、民生凋敝、禮崩樂壞的西周末期，他孜孜不倦地傳承道統(tǒng)，夢想恢復(fù)周禮，光大古代文化，匡正世風(fēng)。因此，孔子刪編《詩經(jīng)》，以維護(hù)周禮為目的，以西周王宮禮樂為標(biāo)準(zhǔn)，是一種“文化提純”。其結(jié)果不僅十五個諸侯血緣族團(tuán)的頌詩、史詩被刪去，十五國之外的民歌也被刪去，甚至曾作為最早部落聯(lián)盟盟主的東夷虞族之頌詩《韶》樂、中原夏族之頌詩《虬歌》也都被刪去。今存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頌詩，僅存“商頌”“周頌”“魯頌”?？鬃舆€以理性的自負(fù)，不語怪力亂神，將原來豐富的巫術(shù)神靈、圖騰神話進(jìn)行了歷史化改造。頌詩、史詩中本應(yīng)是天體崇拜與祖先崇拜并重，但孔子按照自己的思想價值取向，將圖騰神話、天體神靈幾乎刪減殆盡，只是稍稍保存了極其簡化了的“玄鳥生商”“履跡生子”圖騰神話，祖先崇拜部分雖多有保留，但也大多理性化、人間化了，失去了其天國神靈的浪漫氣息。

再如：董狐秉筆直書。春秋時，太史掌記載史事、編寫史書、起草文書，兼管國家典籍和天文歷法等。當(dāng)時記事的“書法”依禮制定，以禮義違合為書法原則。晉國大夫、趙盾的堂弟趙穿在桃園殺死了晉靈公。趙盾正在逃亡中，但還沒有逃出晉國國境，聞之就回來了。太史（董狐）記載說：“趙盾弒其君。”并且把這條記載在朝廷上公布。趙盾說：“不是這樣?！碧坊卮鹫f：“子為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”意思是你作為正卿，雖逃亡但未過國境，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，回到朝中，就應(yīng)當(dāng)組織討伐亂臣，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(zé)，因此“弒君”之名應(yīng)由你承當(dāng)，這是按寫史之“書法”決定的。董狐記載“趙盾弒君”，當(dāng)然不符合直筆實錄精神，難怪趙盾在朝廷之上急于辯解正名，但董狐堅持“書法”原則，理直氣壯進(jìn)行反駁，抵死不從。

其二，后朝抹黑前朝，以證明其執(zhí)政的合法性。比如造謠秦始皇實行嚴(yán)刑峻法。從出土的秦簡看，秦始皇時期并未實行嚴(yán)刑峻法。參與云夢秦簡發(fā)掘和研究的武漢大學(xué)教授陳抗生說，西漢初年的儒生們，以賈誼的《過秦論》為代表，對前朝全盤否定，這里邊既有意識形態(tài)因素，也有感情因素。但是這些評論性的東西，遮蔽了史實本身。秦律的出土，讓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說的苛政，而是“秦代有法可依、執(zhí)法甚嚴(yán)，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絕對權(quán)威”。云夢秦簡記錄了戰(zhàn)國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。在這些記錄中，并沒有公開提倡法家“輕罪重罰”和“以刑去刑”之類的原則。陳抗生說，秦律確實嚴(yán)厲，“但并沒有崇尚暴力，并不完全是嚴(yán)刑酷法、草菅人命的法家風(fēng)格”。